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
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Thirties）。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最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根据政府的新闻稿来看，形势从未好转。就连“繁荣年”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都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会让人失眠的事情。“赤字”这个词有些晦涩难懂，只有会计才用得到。它与“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儿总是出现在讲述“人情冷暖”的专题报道中，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最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十二个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节目里的农民。你也许就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遭遇了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他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他州最富庶土地。上个月，当地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宠物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他们。随后，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边头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他当地人，他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
“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他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 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只能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他们身边从来少不了骗子的身影。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二百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保卫一无所有的农户。三十二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儿稚气。他说：“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他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冲突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Reno）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 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 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了一项需求就会施以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最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六千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一千名，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工会领袖，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是钢铁工人。最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 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胡佛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废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唯一在行驶的车辆。只看到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前后的钢铁城变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样。最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 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仿佛时光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堆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似的。我从中发现了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二百人，自 10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和《》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于今年内减少至少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1974年，该厂雇用了两万九千人。到了 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一万七千以下。
翻到漫画版，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 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发布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一千七百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减，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则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四千裁减到一千五。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孩子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们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年，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冲上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待在货车车厢里，空间仅够立足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派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还会更多。还有女人，很多女人为了上车甚至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后，《萨克拉门托蜂报》（ Sacramento Bee）派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给他们讲述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等人的摄影作品。在路上，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许多人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言语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睡在车里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睡在天桥下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事情并非像表面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没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 7-11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朝别人开枪。”
艾德·保尔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着一辆货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家杂货店，相当于现在的超市。我下了车，搞了些面包卷和饼干回来。那个男人贴着窗户冲我挥拳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激发了我们的狼性。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唯有《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不那么乐观。它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赌场社会》（The Casino Society）。在这篇令人惊愕的文章中，作者以迥异于其他知名期刊的笔调写道：“不，这不是拉斯维加斯或大西洋城。这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支撑经济所需的数额。借贷（说得好听点儿，就是杠杆）正在失控。因为期货的存在，人们无须拥有股票便可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结局便是：金融体系从投资转向投机。”
这篇文章给未来敲响了警钟。假如阿瑟·A.罗伯逊（Arthur A.Robertson）还在世，他一定能分辨出丧钟的声音，至少能听出警告的意味。他是一个实业家，“一个清道夫。曾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认识市场上所有的传奇人物，这些人“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转手给毫无戒备的普通民众”。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Ponzi）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西德尼·J. 温伯格（Sidney J. Weinberg）回忆起 1929年 10月 29日那天，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儿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
“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严重到 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过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股票的真实价值。现在，股民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 1929年深。”
现在有一种政府行为，但不是温伯格所想的那样。1929年股市崩溃后制定的条规已经放宽了许多。对我们的银行尤其如此。
潘妮·乐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们信银行》（ In Banks We Trust）描述了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宾州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倒闭，这可能就是个象征，当时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 W. C.菲尔兹（W. C. Fields）正流行。这条小鱼在疯狂追逐高利息债务人的过程中，吸引了一群群更大的鱼。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通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银行是有多侥幸，才逃过一劫。因为太侥幸，反而让人感到不安。政府救了它们一命，但与 1929年帮助那些被大萧条击垮的银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监管机构因为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瘫痪，激进的银行业务（这个词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所乐见的）成为常态。在营造出来的投机氛围中，银行成为了布鲁斯特（Brewster），慷慨地借出他们（我们）的资金，期望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结果是血本无归。
拉美国家是最大的债务国，欠着好几家美国银行的钱，数额高达三千五百亿美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两个国家无法还上欠款（比如说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们九大银行的资金。我们来谈谈恐慌，谈谈两三家或者全部九家银行的挤兑。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为财政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Reserve Board）。他表示：“1929和 1930年，数千家银行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因为它的存款来自这些小银行。”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管现在和当时有多像，未来根本没那么糟糕。詹姆斯·内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筑商协会（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国现任总统一样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内桑森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迷，持有他们的季票。“如果熊队赢了比赛，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当作芝加哥楼市的积极信号。”他指的是即将开赛的超级碗（Superbowl）橄榄球赛事。（熊队当然赢得了比赛。）
幸好，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有着沃尔特·佩顿（WalterPayton）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 罗纳德·里根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有很多人起先像“赢家”一样思考的人，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输家，令人猝不及防。他们的说法会出现在下面的章节中。西德尼·温伯格回忆说：“就像是晴天霹雳。”风向标是被拆除了吗？暴风雨来得征兆全无？我们是否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对有些人来说，这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对另一些人而言却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最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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